第26章 玉碎金声的民国大少爷26
“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？”景兰辞问出最后一个问题。
“三年。”周鹤鸣说，“三年內不准回国。三年后，看情况。”
景兰辞点了点头。
他没有再问。
因为他知道，问得越多，心里那根弦就绷得越紧。他怕自己绷不住。
几天后，景兰辞收到周鹤鸣的简信，“经过评估和调查，程站长已经答应，在你赴法期间，组织上会暗中保护顾枕戈，甚至在合適的时候，也会给他提供一些助力。但前提是，你们必须彻底切断联繫。”
景兰辞彻底放心了，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开始著手策划那场“变心”大戏。
他需要一个合適的“工具人”。这个人必须是顾枕戈最討厌的那种人。
陆鸿远是最完美的人选。
他是上海商业银行行长陆锡侯的独子，亲日派买办家庭的继承人。家世、学歷、样貌，样样拿得出手。更重要的是，陆鸿远对景兰辞一直有那种心思，只是碍於面子没好意思挑明。
如果景兰辞“变心”跟了陆鸿远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
而且，陆鸿远的父亲陆锡侯是出了名的亲日派。如果景兰辞跟著陆鸿远一起出国，等於给自己镀了一层“亲日”的保护色，日本人对他的怀疑会降到最低。
几天后，陆鸿远刚从法国放假回来，正在家里倒时差。接到景兰辞的电话时，声音里带著明显的惊喜：“明漪？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”
“伯清，我想去法国留学。”景兰辞开门见山道，“你在巴黎待了大半年，能不能帮我参谋参谋？”
陆鸿远二话不说，当天下午就约他在法租界的红房子西餐厅见面。
景兰辞换了身新做的西装，对著镜子看了很久，確认自己没有破绽，才出了门。
“你真的想去法国？”陆鸿远坐在他对面，眼睛亮得惊人。
“嗯。”景兰辞端起咖啡杯，抿了一口，姿態从容，“震旦大学读了半年，觉得国內的学术氛围还是差了些。想去索邦，读国际关係。”
“太好了！”陆鸿远激动的握住景兰辞空著的那只手，“明漪，你要是去巴黎，我们正好可以一起走……”
“伯清。”景兰辞放下咖啡杯，看著他，嘴角弯起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，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
窗外那道熟悉的视线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了。
他强忍著没有转头去看，继续对著陆鸿远笑，笑得温柔，笑得得体，笑得像一朵被风吹开的玉兰花。
可他心里，那把钝刀已经锯到了最深处。
之后的三天，他没有见顾枕戈。
他知道顾枕戈在找他。顾枕戈打了十几个电话到景公馆，每一次都是僕人接的，每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是“少爷不在家”。
第三天，景兰辞拨通了顾枕戈的电话。
“明天下午三点，静安寺旁边那家茶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他说完就掛了，没有给顾枕戈任何追问的机会。
那天晚上，景兰辞在房间里坐了一整夜。
他没有开灯，就那么坐在窗前，看著窗外的月亮从东墙移到西墙。月光落在他的手背上，把那些颤抖照得一清二楚。
第二天下午，静安寺旁的茶馆。
景兰辞提前十分钟到了，但他没有在茶馆里面等，而是在茶馆侧面一个隱蔽的墙边藏著。他的口袋里揣著一张写好的“台词”——“我们到此为止吧”“陆鸿远能给我的，你给不了”“人总会变的”“对不起，以后我们別再见面了”。
每一句都提前想好了，提前练过了。语气要淡，要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，要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，不冷不热，不咸不淡。
顾枕戈到的时候，他看见那个人眼里的光。那光是小心翼翼的，带著期待和不安，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在等一句原谅。
景兰辞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。
可他不能停。
“顾枕戈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陆鸿远能给我的，你给不了。”
他看著顾枕戈的脸一点一点地白下去，看著那双深褐色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暗下去。那个人坐在对面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被打碎又重新粘起来的雕塑，每一道裂缝都在往外渗著血。
“我不信。”顾枕戈的声音终於裂开了缝隙，“你不是这种人。明漪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
景兰辞站起身。
他最后看了顾枕戈一眼，转过身，推开了茶馆的门。
他没有再回头。
当天下午景兰辞就登上了驶往法国的邮轮，他怕顾枕戈追上来质问他，他怕自己一心软就走不了。
白色的船缓缓驶出吴淞口，海天尽头，上海滩的天际线一点一点地缩小，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一条细细的灰线。
他站在甲板上，海风灌进他的大衣，吹得他睁不开眼。
“顾枕戈，”他在心里默念，“等我回来。”
船越开越远，上海滩的轮廓彻底消失在了海天之间。
景兰辞在甲板上站了很久，久到海风把他的脸吹得麻木，久到眼眶里的那点湿意被风乾了一遍又一遍。
他没有哭。
他知道自己不能哭。
从那天起，他不再只是景兰辞。他是“玉碎”，这是离开上海前父亲让他想一个代號名，他自己取的。他是中共中央特科潜伏在法国的情报员，是一个把所有的爱与软肋都留在了上海的人。
景兰辞闭上眼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四年后的今天，他坐在愚园路的书房里，手里握著一本没有扉页的《拜伦诗选》，而顾枕戈就在隔壁的主臥里。
他们之间隔著一堵墙，和四年的爱恨。
以及，一个藏在暗处的叛徒。
景兰辞重新戴上眼镜，镜片后的那双眼睛里，所有的脆弱都被压了下去，只剩下冷冽的平静。
“三年。”周鹤鸣说，“三年內不准回国。三年后，看情况。”
景兰辞点了点头。
他没有再问。
因为他知道，问得越多，心里那根弦就绷得越紧。他怕自己绷不住。
几天后，景兰辞收到周鹤鸣的简信，“经过评估和调查，程站长已经答应，在你赴法期间，组织上会暗中保护顾枕戈，甚至在合適的时候，也会给他提供一些助力。但前提是，你们必须彻底切断联繫。”
景兰辞彻底放心了，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开始著手策划那场“变心”大戏。
他需要一个合適的“工具人”。这个人必须是顾枕戈最討厌的那种人。
陆鸿远是最完美的人选。
他是上海商业银行行长陆锡侯的独子，亲日派买办家庭的继承人。家世、学歷、样貌，样样拿得出手。更重要的是，陆鸿远对景兰辞一直有那种心思，只是碍於面子没好意思挑明。
如果景兰辞“变心”跟了陆鸿远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
而且，陆鸿远的父亲陆锡侯是出了名的亲日派。如果景兰辞跟著陆鸿远一起出国，等於给自己镀了一层“亲日”的保护色，日本人对他的怀疑会降到最低。
几天后，陆鸿远刚从法国放假回来，正在家里倒时差。接到景兰辞的电话时，声音里带著明显的惊喜：“明漪？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”
“伯清，我想去法国留学。”景兰辞开门见山道，“你在巴黎待了大半年，能不能帮我参谋参谋？”
陆鸿远二话不说，当天下午就约他在法租界的红房子西餐厅见面。
景兰辞换了身新做的西装，对著镜子看了很久，確认自己没有破绽，才出了门。
“你真的想去法国？”陆鸿远坐在他对面，眼睛亮得惊人。
“嗯。”景兰辞端起咖啡杯，抿了一口，姿態从容，“震旦大学读了半年，觉得国內的学术氛围还是差了些。想去索邦，读国际关係。”
“太好了！”陆鸿远激动的握住景兰辞空著的那只手，“明漪，你要是去巴黎，我们正好可以一起走……”
“伯清。”景兰辞放下咖啡杯，看著他，嘴角弯起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，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
窗外那道熟悉的视线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感觉到了。
他强忍著没有转头去看，继续对著陆鸿远笑，笑得温柔，笑得得体，笑得像一朵被风吹开的玉兰花。
可他心里，那把钝刀已经锯到了最深处。
之后的三天，他没有见顾枕戈。
他知道顾枕戈在找他。顾枕戈打了十几个电话到景公馆，每一次都是僕人接的，每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是“少爷不在家”。
第三天，景兰辞拨通了顾枕戈的电话。
“明天下午三点，静安寺旁边那家茶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他说完就掛了，没有给顾枕戈任何追问的机会。
那天晚上，景兰辞在房间里坐了一整夜。
他没有开灯，就那么坐在窗前，看著窗外的月亮从东墙移到西墙。月光落在他的手背上，把那些颤抖照得一清二楚。
第二天下午，静安寺旁的茶馆。
景兰辞提前十分钟到了，但他没有在茶馆里面等，而是在茶馆侧面一个隱蔽的墙边藏著。他的口袋里揣著一张写好的“台词”——“我们到此为止吧”“陆鸿远能给我的，你给不了”“人总会变的”“对不起，以后我们別再见面了”。
每一句都提前想好了，提前练过了。语气要淡，要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，要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，不冷不热，不咸不淡。
顾枕戈到的时候，他看见那个人眼里的光。那光是小心翼翼的，带著期待和不安，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在等一句原谅。
景兰辞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。
可他不能停。
“顾枕戈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陆鸿远能给我的，你给不了。”
他看著顾枕戈的脸一点一点地白下去，看著那双深褐色的眼睛一点一点地暗下去。那个人坐在对面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被打碎又重新粘起来的雕塑，每一道裂缝都在往外渗著血。
“我不信。”顾枕戈的声音终於裂开了缝隙，“你不是这种人。明漪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
景兰辞站起身。
他最后看了顾枕戈一眼，转过身，推开了茶馆的门。
他没有再回头。
当天下午景兰辞就登上了驶往法国的邮轮，他怕顾枕戈追上来质问他，他怕自己一心软就走不了。
白色的船缓缓驶出吴淞口，海天尽头，上海滩的天际线一点一点地缩小，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一条细细的灰线。
他站在甲板上，海风灌进他的大衣，吹得他睁不开眼。
“顾枕戈，”他在心里默念，“等我回来。”
船越开越远，上海滩的轮廓彻底消失在了海天之间。
景兰辞在甲板上站了很久，久到海风把他的脸吹得麻木，久到眼眶里的那点湿意被风乾了一遍又一遍。
他没有哭。
他知道自己不能哭。
从那天起，他不再只是景兰辞。他是“玉碎”，这是离开上海前父亲让他想一个代號名，他自己取的。他是中共中央特科潜伏在法国的情报员，是一个把所有的爱与软肋都留在了上海的人。
景兰辞闭上眼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四年后的今天，他坐在愚园路的书房里，手里握著一本没有扉页的《拜伦诗选》，而顾枕戈就在隔壁的主臥里。
他们之间隔著一堵墙，和四年的爱恨。
以及，一个藏在暗处的叛徒。
景兰辞重新戴上眼镜，镜片后的那双眼睛里，所有的脆弱都被压了下去，只剩下冷冽的平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