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4章 第三个关卡
淦昌听懂了：
“正常”
谢尔盖把听筒掛回去，把证件和调令一併从桌上捡起来，塞进淦昌手里。然后他解下腰间的手枪，往桌上一搁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
“走吧。”
他说，头也没抬，“学术会议不等人。”
淦昌走出第一道检查站的时候，手指还有些发抖。
他攥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，疼痛让手稳了下来。
衣领內侧那枚纽扣里传来接应人员的声音，
“第一步完成了。继续走。不要回头。”
他没有回头。
“放行。”
边检人员在登记簿上写了一行字，把证件推了回去。
淦昌把证件揣进大衣內侧口袋，朝谢尔盖点了点头，迈开步子，朝第二道检查站走去。
走出十几步之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后背已经湿了。
棉大衣內侧的衬里贴在皮肤上，又凉又黏。
第二道检查站是个铁皮棚子，四面透风，棚顶上堆著一层薄薄的积雪。
棚子下面摆了一张长条桌，桌上放著几样东西——登记簿、手电筒、一把搁在枪套里的手枪。
长条桌旁边是一个铁皮柜子，柜门半开，里面掛著几件军大衣。
空气里瀰漫著一股劣质菸草和汗味混在一起的味道，闷得人太阳穴发紧。
淦昌走过这道检查站时，一个正在抽菸的边检人员从棚子里探出头来，朝他招了招手。
“行李。”
淦昌摊开双手。他没有背包，没有手提箱，大衣口袋瘪瘪的——一包烟，一个打火机，一支钢笔，別无他物。
他的所有行李就是身上这件大衣和口袋里这些不值钱的东西。
边检人员把烟叼在嘴里，走过来拍了拍他的大衣口袋。
左边，右边，內侧。
手掌隔著棉布拍过去，只触到捲菸盒的硬角和打火机的金属轮廓。
他回头看了一个登记簿的同伴一眼，那人正在低头写什么，头也没抬地摆了摆手。
抽菸的边检人员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烟，朝淦昌偏了偏头——走吧。
如果他带了行李或是文件，哪怕只是一个公文包，这条过道就会变成他今晚最漫长的一段路。
所有必须隨身携带的东西：身份信息、撤离路线、应急预案，
全部浓缩在那张比邮票还小的半透明薄片上，捲起来藏在钢笔帽的夹层里。
从外面看，就是一支普通的钢笔。
就算有人把笔帽拧开，也只能看到笔尖和墨囊，看不到薄片在光照下才会显现的密密麻麻的纹路。
第三道检查站是一座两层小楼，
外墙刷著半截绿漆，门口亮著一盏瓦数很大的探照灯，把整个门口照得雪亮。
这里不是岗亭，不是铁皮棚子，是真正的行政关卡。值夜班的边检人员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，身后是文件柜和档案架，墙上掛著一幅巨大的地图——联合所外围的地形图，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画了不少圈。
他是个五十出头的瘦高个，戴著老花镜，面前摊著一本登记簿，手边摆著一部黑色转盘电话。
电话旁边压著一张塑封的值班表，表上的日期是三天前更新的。淦昌推门进来的时候，他摘下老花镜，揉了揉鼻樑。
“证件。”
淦昌把证件递过去。
对方翻开看了看，没有像第一道关卡那样翻来覆去地比对，只是扫了一眼照片和钢印，就把证件放在桌上。然后他伸出手。
“离境手续。”
调令。
今晚的重头戏。
淦昌从大衣內侧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摺的纸，纸张挺括，微微泛黄。
他把它放在办公桌上，指尖把纸推过去的时候，纸缘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沙响。
瘦高个边检人员拿起调令，展开。
抬头是红头俄文字样，正文是工整的打字机字体，內容是——
“兹派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淦昌同志，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办的短期学术交流活动，为期三天。请各检查站予以放行。”
落款处盖著一个深蓝色的圆章，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公章，边缘清晰，印色均匀。
下面是签名，一个不算规整但很有特点的俄文签名，签名的最后一笔略微上挑，带出一个极细微的勾。
这份调令被被復原极度精准。
纸张的纤维成分和老化的程度，跟保存在莫斯科档案馆里的同年份文件完全一致。
章子的雕刻风格，边缘齿数、字体间距，与正版的不会有丝毫不同。
签名，那个已经化为尘土的前苏联官员的名字，
通过对其当年在不同文件上的签字笔跡进行高精度分析，提取出他手腕在纸上移动的力度曲线，
哪一笔重，哪一笔轻，哪一个转折处有微微的停顿，
全部被復原到分子级精度，然后由机械臂握著一支当年同型號的钢笔，在同样成分的纸张上完成。
瘦高个边检人员看著这份调令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这个沉默的时间比预计的长。
按正常流程，他应该拿起电话，拨號，核实调令的真偽。但他没有。
然后他说了一句淦昌最不想听到的话。
“这份调令的抬头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，跟联合所的直接上级部门不是同一个。你应该有联合所上级部门签字的公函才对。”
淦昌的心跳猛地撞了一下胸腔。
“等等。別慌。这是个合规的漏洞，咱们已经预备过这个方案了。”
脉衝信號再次传来。
淦昌吸了一口气，把准备好的回应平稳地推出去：
“这次交流活动由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直接组织，调令由他们出具。
联合所的上级部门也抄送了一份，这份就是我出发前拿到的。”他顿了顿，用一种极其自然的语气补充了一句，
“你可以电话核实。”
他指了指桌上的黑色转盘电话。
这句话是整个方案中最冒险的一步，也是唯一不可替代的一步。
让他主动要求核实，让边检人员在拿起电话之前就降低戒心。一个有问题的人不会主动让人打电话。
但电话打不通，不是他的错，也不是调令的错，是线路检修的错。
瘦高个边检人员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调令。然后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號码。
“正常”
谢尔盖把听筒掛回去，把证件和调令一併从桌上捡起来，塞进淦昌手里。然后他解下腰间的手枪，往桌上一搁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
“走吧。”
他说，头也没抬，“学术会议不等人。”
淦昌走出第一道检查站的时候，手指还有些发抖。
他攥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，疼痛让手稳了下来。
衣领內侧那枚纽扣里传来接应人员的声音，
“第一步完成了。继续走。不要回头。”
他没有回头。
“放行。”
边检人员在登记簿上写了一行字，把证件推了回去。
淦昌把证件揣进大衣內侧口袋，朝谢尔盖点了点头，迈开步子，朝第二道检查站走去。
走出十几步之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后背已经湿了。
棉大衣內侧的衬里贴在皮肤上，又凉又黏。
第二道检查站是个铁皮棚子，四面透风，棚顶上堆著一层薄薄的积雪。
棚子下面摆了一张长条桌，桌上放著几样东西——登记簿、手电筒、一把搁在枪套里的手枪。
长条桌旁边是一个铁皮柜子，柜门半开，里面掛著几件军大衣。
空气里瀰漫著一股劣质菸草和汗味混在一起的味道，闷得人太阳穴发紧。
淦昌走过这道检查站时，一个正在抽菸的边检人员从棚子里探出头来，朝他招了招手。
“行李。”
淦昌摊开双手。他没有背包，没有手提箱，大衣口袋瘪瘪的——一包烟，一个打火机，一支钢笔，別无他物。
他的所有行李就是身上这件大衣和口袋里这些不值钱的东西。
边检人员把烟叼在嘴里，走过来拍了拍他的大衣口袋。
左边，右边，內侧。
手掌隔著棉布拍过去，只触到捲菸盒的硬角和打火机的金属轮廓。
他回头看了一个登记簿的同伴一眼，那人正在低头写什么，头也没抬地摆了摆手。
抽菸的边检人员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烟，朝淦昌偏了偏头——走吧。
如果他带了行李或是文件，哪怕只是一个公文包，这条过道就会变成他今晚最漫长的一段路。
所有必须隨身携带的东西：身份信息、撤离路线、应急预案，
全部浓缩在那张比邮票还小的半透明薄片上，捲起来藏在钢笔帽的夹层里。
从外面看，就是一支普通的钢笔。
就算有人把笔帽拧开，也只能看到笔尖和墨囊，看不到薄片在光照下才会显现的密密麻麻的纹路。
第三道检查站是一座两层小楼，
外墙刷著半截绿漆，门口亮著一盏瓦数很大的探照灯，把整个门口照得雪亮。
这里不是岗亭，不是铁皮棚子，是真正的行政关卡。值夜班的边检人员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，身后是文件柜和档案架，墙上掛著一幅巨大的地图——联合所外围的地形图，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画了不少圈。
他是个五十出头的瘦高个，戴著老花镜，面前摊著一本登记簿，手边摆著一部黑色转盘电话。
电话旁边压著一张塑封的值班表，表上的日期是三天前更新的。淦昌推门进来的时候，他摘下老花镜，揉了揉鼻樑。
“证件。”
淦昌把证件递过去。
对方翻开看了看，没有像第一道关卡那样翻来覆去地比对，只是扫了一眼照片和钢印，就把证件放在桌上。然后他伸出手。
“离境手续。”
调令。
今晚的重头戏。
淦昌从大衣內侧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摺的纸，纸张挺括，微微泛黄。
他把它放在办公桌上，指尖把纸推过去的时候，纸缘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沙响。
瘦高个边检人员拿起调令，展开。
抬头是红头俄文字样，正文是工整的打字机字体，內容是——
“兹派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淦昌同志，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办的短期学术交流活动，为期三天。请各检查站予以放行。”
落款处盖著一个深蓝色的圆章，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公章，边缘清晰，印色均匀。
下面是签名，一个不算规整但很有特点的俄文签名，签名的最后一笔略微上挑，带出一个极细微的勾。
这份调令被被復原极度精准。
纸张的纤维成分和老化的程度，跟保存在莫斯科档案馆里的同年份文件完全一致。
章子的雕刻风格，边缘齿数、字体间距，与正版的不会有丝毫不同。
签名，那个已经化为尘土的前苏联官员的名字，
通过对其当年在不同文件上的签字笔跡进行高精度分析，提取出他手腕在纸上移动的力度曲线，
哪一笔重，哪一笔轻，哪一个转折处有微微的停顿，
全部被復原到分子级精度，然后由机械臂握著一支当年同型號的钢笔，在同样成分的纸张上完成。
瘦高个边检人员看著这份调令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这个沉默的时间比预计的长。
按正常流程，他应该拿起电话，拨號，核实调令的真偽。但他没有。
然后他说了一句淦昌最不想听到的话。
“这份调令的抬头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，跟联合所的直接上级部门不是同一个。你应该有联合所上级部门签字的公函才对。”
淦昌的心跳猛地撞了一下胸腔。
“等等。別慌。这是个合规的漏洞，咱们已经预备过这个方案了。”
脉衝信號再次传来。
淦昌吸了一口气，把准备好的回应平稳地推出去：
“这次交流活动由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直接组织，调令由他们出具。
联合所的上级部门也抄送了一份，这份就是我出发前拿到的。”他顿了顿，用一种极其自然的语气补充了一句，
“你可以电话核实。”
他指了指桌上的黑色转盘电话。
这句话是整个方案中最冒险的一步，也是唯一不可替代的一步。
让他主动要求核实，让边检人员在拿起电话之前就降低戒心。一个有问题的人不会主动让人打电话。
但电话打不通，不是他的错，也不是调令的错，是线路检修的错。
瘦高个边检人员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调令。然后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號码。